上述功能的实现，显然也符合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
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更好履职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的机制和程序而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举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可以对法律及其他立法文件是否合宪主动予以审查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处理意见。
为此，加强对法律制定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预防式的保证立法的合宪性，应当成为一项常态且具有开放性的制度。之所以细节，是因为这仅是对法律委员会名称的更改，并非重新组建新的机构。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加强宪法实施、落实宪法监督的关键细节。其中，宪法修正案第44条第2款将全国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例如，如果上级政府未经下级人大表决就直接任命该级政府首长，就是典型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评价和纠正，并追究违宪责任。
基于其常设性，专门委员会不因全国人大闭会而停止工作，能够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经常性、连续性和持续性的工作。没有对专门委员会的功能、职责作出基本的规定，会使其运行无的放矢。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信息经济的业态成为引领创新，促进增长的新引擎，过去不易捕捉储存，难以开发利用的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能源。
其实，即便不从严格的学理出发，大家也能发现当代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其实并非那么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个人在朋友圈小范围的信息传播行为，也可能经由信息平台的抓取、传播，超出其原本预想的具体情境脉络，构成对个人名誉、隐私的显著损害。企业往往以获取个人信息为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而在这个移动支付、网络社交、自媒体、云传播的时代，个人面对网络平台，尤其是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机构，几无拒绝的空间。一方面，当下的个人信息侵害具有较强的风险性，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构成个人信息侵害的潜在原因。
知情同意模式当然是一种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架构，它要求唯有经过数据主体的同意，个人信息的处理才能变得合法。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更何况，此次FB事件显示出，个人信息保护不仅与个人信息权或是隐私权保护有关，毋宁还与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一具有公共性质的事务上，国家就应包揽一切。当技术与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也就是法律作为稳定预期的提供者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第二部分主要是从个人信息保护出发，讨论企业何以受宪法拘束的原理，勾勒国家可能对企业采取的手段。
这种交织杂糅的状态使得各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行为涉及公、私领域，需要协调的利益处于各种层次，单一的公法控制或是私法调整都显不足，目前流行的各种主张也急需体系化与精密化。三、知情同意模式的衰微与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 如前所述，基于基本权保护义务所展开的国家规制行为，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手段对机构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进行规制。更何况，消费者与选民是一体两面，政治压力会催动对于企业的法律责任的增加。企业应当以更加严格的、实质的个人信息保护主张，比如 情境脉络式的保护，确保个人信息的情境脉络完整性（contextual integrity），比如经过严格分析的风险评估与保护机制，代替简单的知情同意机制，积极开展自我规制。
而即便国家机关一时规制不足，一旦爆发出消费者的大规模反弹，也既有可能回到规制过度，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新的责任机制、监管方式，越来越多的基于敏感信息的规制，信息处理行为风险性的规制等等更具实质性规则的标准将逐步出台。
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宪法维度，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命题置于三方关系的框架中予以讨论。企业的责任，狭义上当然是法律责任，以实定法的规范为限度。
于是，无论是公、私机构，都高度注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开发各种应用。基本权利保护是国家的价值目标，也是国家的宪法义务，国家应该采取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各种手段推动个人信息保护。FB事件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剑桥分析公司，FB监管不力的责任其实至今未能明白确定，但显然FB方面已付出了相当代价。另一方面，个人远非平等民事关系中预设了具有高度理性与判断能力的主体，消费者能否有效阅读或理解，专业、细致以至于冗长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条款暂且不论，面对复杂的互联网信息业态，各种潜在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个人在根本上缺乏有效研判风险的能力。私法规范所预设的主体平等，在事实层面却是结构性不平等。在司法层面，法官在适用相关法条的时候也受到基本权利客观法效果的影响，其可能的展开形态包括借用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理论对民法等法律发挥中的概括性条款予以解释，乃至于续造。
而国家机关的规制，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规制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面对社会舆论压力，难免出现形式化的要求和一刀切的规制过度。结语 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是一个简单先进的技术与既定的法律的衔接问题，还关涉我们能否充分有效利用宪法与法律保护人的尊严，关涉我们能否在信息社会实现民主与法治。
为此，对于涉及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的个人信息，因其具有政治关联性，是否应当采取特别的措施进行保护，凡此皆应从宪法高度进行审视。自那时起，信息自决权、信息隐私权的主张，FTC的规制、FIPS的实践，及至于即将到来的GDPR，作为法律系统的应对方案层出不穷。
且不论以史上最严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闻名的GDPR，近期我国出台的《信息安全规范》也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现阶段其尚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但毫无疑问，作为法律责任发展的方向，责任的扩张已为定局。尽管营业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但在人格尊严为支撑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利益面前，仍然会受到一定限制。
另一方面，风险本身具有主观性，积极的自我规制有助于引导树立正确的个人信息观念，形塑个人信息操作、利用的合理秩序。从根本上，这也是个人信息权作为基本权利对整个法秩序提出的要求。从科技的角度观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各种便利、强大的终端设备的出现为海量信息的运用提供了技术条件。当代的个人信息保护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规模电子数据库的建立。
机构拥有技术、人员和资金的优势，对行业的发展现状、运行机制、内部格局都最为熟稔，自我可控制具有可行性。比如公权机关可能利用商业机构的技术优势与收集渠道，共同绘制所谓人格图像，这存在严重侵害个人人格的风险
其实，即便不从严格的学理出发，大家也能发现当代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其实并非那么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至于行政规制的手段则更为多样，支付宝因为个人信息保护不力被处以罚款，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约谈百度、支付宝与今日头条，凡此种种都是国家可能对私主体展开规制的形态。
在司法层面，法官在适用相关法条的时候也受到基本权利客观法效果的影响，其可能的展开形态包括借用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理论对民法等法律发挥中的概括性条款予以解释，乃至于续造。另一方面，个人远非平等民事关系中预设了具有高度理性与判断能力的主体，消费者能否有效阅读或理解，专业、细致以至于冗长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条款暂且不论，面对复杂的互联网信息业态，各种潜在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个人在根本上缺乏有效研判风险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拥有结构性优势的企业，不应也不能再以简单的个人信息协议作为自己合法合规的基础，而是应该深切认识到伴随自己能力的增长，自己的责任——无论是法律责任或是社会责任——都将出现扩张。而这对于作为信息主体的个人来说，在创造了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个人信息受到更大威胁。当代的个人信息保护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规模电子数据库的建立。为此，企业应当加强对实质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的探索，积极主动摸索行业规律，制定公开透明的行业标准，以自我规制补充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滞后与不足。
比如公权机关可能利用商业机构的技术优势与收集渠道，共同绘制所谓人格图像，这存在严重侵害个人人格的风险。尽管营业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但在人格尊严为支撑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利益面前，仍然会受到一定限制。
企业往往以获取个人信息为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而在这个移动支付、网络社交、自媒体、云传播的时代，个人面对网络平台，尤其是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机构，几无拒绝的空间。从科技的角度观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各种便利、强大的终端设备的出现为海量信息的运用提供了技术条件。
企业的责任，狭义上当然是法律责任，以实定法的规范为限度。这些立法对包括机构在内的私主体课予了各种各样的义务，比如《网络安全法》第四章的相关规定。
